台北電影節

6月14日
文｜郭敏容

昨天下午兩個死黨傳訊：「台北電影節綁架我朋友，妳都沒空跟我們見面嗎？」

既然飯還都是要吃的，今早擠出時間碰面時，還工作下不了身，趁機跟朋友作私片單推薦。同時間，Line群組上的高中同學也連番傳訊問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約去看朋友小孩，這只得延到電影節結束了。

當然，更沒照顧到的是自己的家人，每天半夜1、2點到家，早上呈現活死人狀，父母既是忍耐（「這工作值得嗎？」）、又是擔心（「身體到底有沒有顧啊？」），多少愧疚。

去年曾為了讓父母更瞭解我的工作，買了《童年往事》修復版的票邀請他們看。他們都不是常上電影院的人，為了這回事，謹慎的提早來。我也緊張的一直提醒他們帶薄外套，別在中山堂吃東西——畢竟我小時候看電影的記憶是父親拿著偶爾輪到的軍公教娛樂補助卷，備好滷味便當在中山堂看不知道晚了幾輪的電影。 

母親出來後說，「有些畫面啊…有需要停那麼久嗎？」 

啊，我以為我們家曾經很喜歡《戀戀風塵》，也許那跟父母都到台北打拼經驗符合吧。

年初在鹿特丹影展時，碰到一對在戲院咖啡廳併桌的老夫婦，年近70，影展期間兩夫婦每天從車程一小時外的小鎮通勤來看片，一天3~4部。問他們怎麼選片，「很遙遠的陌生國度影片」。  

今年選片時，多少也在想到底有什麼片可以突破主要年輕觀眾、固定影迷族群。1978年約翰屈伏塔校園歌舞片《火爆浪子》是個對我父母那輩觀眾的嘗試，唯一的免費放映場《昆蟲Life秀：電影版》是個對幼稚園、小學觀眾的嘗試。另外，《樂隊男孩與兔麻吉》也是個不太影展的片，但我總想要找到他的觀眾群。 

《樂隊男孩》是部有點業餘的片，頗有拙樸感。去年在東京影展首映時，帶了大概一個班級的演員在放映前跟觀眾打招呼，有兩個奶奶分別到場獻花給孫子，後頭還有婆媽團招手支持，讓這些都還是學生的非職業演員非常害羞。 

故事很簡單，也沒什麼大道理，平實平淡的生出他自己的韻味。想加入樂團的男孩跟著學姊練習樂器，回家飯後和父親在社區公園運動，談著社團活動，不刻意營造劇情衝突，但靠那單純真摯，確實的打動人。

就像片中去參加孩子社團發表會的父母，不會說演出是完美無瑕的，《樂隊男孩與兔麻吉》不是一部精美的片，但他會在意外的地方，讓觀眾想起記憶裡的熟悉感受，突然的打動你。 

這可能是我今年會選給我父母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