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節

時間：2014/07/15（二）11:00
地點：光點華山二廳
出席：導演 鐘適芳
主持人：台北電影節策展人 郭敏容
紀錄：李孟灝　/　攝影：陳若薇

《邊界移動兩百年》是導演鐘適芳的第一部紀錄片，描述加爾各達印度華人百年移民記憶，在客家電視台的支持下，導演深入當地華人社區進行訪談，從第一代移民的歷史，談到新世代的身份階級及族群認同。本日放映，導演鐘適芳不但在現場與大家一同看片，也在映後和觀眾進行簡短座談。

Q：鐘適芳導演之前主要是音樂製作人，現在也在政大傳播學系任教，為什麼會有機緣投入這部紀錄片的拍攝？
A：大家看我的穿著就知道，其實我從小就對印度文化很有興趣，但一直沒有機會到印度去。我第一次到印度旅行，是在2011年，那時我只有到加爾各答。當時我住在一個印度導演朋友家，透過這個朋友，我和他當地印度知識份子朋友圈接觸，那時我才知道在印度加爾各答有兩個中國社區，一個舊、一個新，都有一兩百年的歷史。其實印度知識份子圈子對中國區非常好奇，因為雖然他們和華人一起住在加爾各答，但很難進入那個文化圈。由於我的華人臉孔，在很多社交場合，大家一看到我就會聊起文化上的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後來我就和這個朋友討論，決定先開始做田野研究，再開始做紀錄片。這個朋友是拍劇情片出身，因此他原本想拍一部關於印度華人的印度歌舞片，但最後變成只有我一個人當導演。我們在經過長期研究、整個團隊真正要出去拍攝時，第一個開工就是那個過新年的場景，現在的華人區就是一個大的貧民窟，環境非常惡劣，在那裡長時間拍攝真的很辛苦，這個導演朋友比我年長，第一個場景就要長時間連續拍攝24小時，他覺得身體無法適應。因此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說覺得自己年紀太大，要拍這部紀錄片很辛苦。其實後來印度團隊才跟我說，一直到現在，他們跟華人之間還是有無形的緊張、隔閡，這是身為華人的我當時沒有感覺到的，也是我後來選擇在片中談得較多的部分──那就是華人和印度主流社會的隔闔。

Q：據說今天也有部分紀錄片的創作團隊來到現場，導演是否要介紹一下？
A：是的，我的同事就在那裡！這個片子有點長，在客家電視台播的時候是分成兩集，很謝謝各位觀眾留下來聽（笑）。其實我們剛開始做田野時，打算讓印度團隊來做前導調查，開始做之後，才發現他們要打入華人社會很困難。我們原本以為可以直接順著他們找到的點繼續下去，但最後卻等於必須由我們自己從頭開始做田野，直到正式開拍時才加入印度團隊。因此最辛苦的是我的同事，要處理很多事情，例如有時華人受訪者是不願意讓印度團隊進入家中的，所以我們必須支開印度團隊，但又不能跟他們說實話、說「受訪者不願意你們進去」。這些事情，我同事真的幫了我很多。

Q：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印度導演在印度土生土長，卻與當地印度華人有隔閡，而來自台灣的你不是土生土長、是外來者，卻反而和他們比較親近。這一點就記錄片來說非常特別，你們是如何得到當地華人信任？
A：一開始比較難，特別是客家人的社區最封閉，已經封閉了將近百年。大家會看到他們的牆那樣打開，其實是因為都更的關係，其實在這部片中，我也拍到這個小鎮最後的樣貌，電影中很多場景現在都建起高樓了。我們也花了一些時間才取得當地人信任，由於過去也有一些電視台去拍過塔壩印度華人生活，電視台大部分注重在他們的窮困、稀有，用一種看異國情調的眼光對待他們，不太處理歷史。所以他們聽到我們是客家「電視台」時其實有點害怕。最快接納我們的是鍾河芳，他們是當地少數知識份子，一看到我的大綱，就非常樂於接受，剛好他們對當地社群也有一些影響力，可以幫我引介，我是透過他們才能完成訪問。影片中的每一個受訪者我都不止訪問過一次，而是拜訪了很多次，總共大概訪問了一百多位華人。在訪問過程中，在提問方式、工作態度上等，漸漸受到當地華人的認可。

Q：剛剛你提到都市更新把塔壩的牆打開了，這樣的都更，是否也讓華人的地理集中性開始消失？
A：大家在片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位受訪者的家就在高速公路旁邊，其實現在加爾各答打算再造一個新城，現在的舊城是英國殖民時所建造。而華人客家村剛好在新舊城交界的中央，過去大家認為那裡不過是一個荒地、沼澤區，一個垃圾場，但現在突然變成新舊城區的過道，就開始有地產商想進入塔壩。客家人基於封閉環境的安全感，一開始是反對地產商進來的，但地產商還是開始進入、蠶食，這也造成塔壩客家人族群的一些勢力開始對立，很可惜我這次沒有處理到這一塊，因為這還牽涉到印度黑道等，我沒有能力把這個線做完整，只能聚焦在移民歷史的議題。

Q：那麼，這會成為你下一個計畫嗎？
A：下一個計劃呀……其實我想做的是年輕的世代，就是第四代、第五代的印度華人，當然，前提是客家電視台支持的話（笑）。

Q：這部紀錄片很精彩，想請問在技術面上，從籌備、開拍等總共花了多久時間？在訪問過程中，我注意到很多不同省份的方言和語言，想問導演自己本身是客家人嗎？在訪問時如何處理語言差異？
A：拍這部紀錄片，我花了兩年多的時間，但並不是都待在印度，因為我在台北也有工作，因此都是利用假期、或和學校請假出去拍，前後待在那裡的時間大概有兩個月。後製則花了比較多時間，因為光整理訪談逐字搞就很耗時。在印度中國村中，其實不只有梅縣的客家人而已，還有湖北、廣東、山東人，山東人現在越來越少，因為他們比較支持中國共產黨，所以很多人在1949年就回中國去了。此外還有上海人，在片中我以一個溫州人家庭作為代表。每一個方言的族群我都有去訪談，雖然這個片子是由客家電視台支持，但我很感謝他們給我很大的空間，不需要只訪問客家人。片中大量採訪都以客語呈現，雖然我本身不是客家人，但我可以聽懂95%以上的客語，在剪接的時候，每個訪問也都有做出逐字稿。雖然大家可能聽不懂，但裡面也有印度語、孟加拉語的分別，這個部分也需要整理逐字稿，剪接時還要注意孟加拉語該斷在什麼地方。我自己是有一些語言優勢的，我的廣東話說得很好，因此很容易進入廣東話的華人社區；至於英語，則可以做訪問、與團隊溝通。在印度做這個片子，語言確實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讓我能更深入溝通。片中的客家人都是來自廣東梅縣，他們對客家定義是梅縣，覺得梅縣客語才是真正的客語，像客家電視台的客語對他們來說就是不標準的客語；而廣東話已經標準化較長時間，就沒有這個問題。

Q：有些華僑會覺得台灣是中國，導演如何處理這種認同上的落差？作為台灣人，是以什麼身份、方式打入社群？
A：印度華人數量很少，在身份認同上，是根據每個人不同的出身背景而定，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點、不同場合，身份認同也有所不同。在政治上，其實他們對國民黨、共產黨比我們更了解，因為他們是以「沒有身份」的印度人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最常面對的是護照的問題，他們沒有印度護照，拿的是中國共產黨的護照或中華民國護照，只要不是在1947年以前出生的人，就很難拿到印度籍。許多老人家，即便十三歲就離開中國，在印度住了七十年，卻還是沒有印度籍，每一年都要到外橋登記處更新他的身份。對他們來說，中國與台灣是很實際的關係，尤其在要出去唸書、爭取未來發展時，六零年代有許多印度華人去中國唸書，選擇中國，是因為中國比較近，當然他們也會來台灣唸書，所以台灣其實也有印度華人社區。

Q：這部紀錄片緣起於印度導演朋友想拍劇情片，但最後沒拍成，想請問在這樣的變動之後，這部電影是否有回到印度當地放映？在印度當地的接受度如何？
A：我剛剛可能沒有講得很清楚。其實一開始，是這位導演朋友想談印度華人的遷徙過程，再加上他是拍劇情片出身，又知道我是做音樂的，所以想一起合作、拍一部寶萊塢音樂劇形態的電影。雖然如此，但他拍的不是商業的寶萊塢片，他是印度的左翼導演，想用歌舞呈現族群議題，因為他覺得華人在印度這麼長時間，但印度人對華人的認識可能就只是中國便宜餐館、在很骯髒的地方生存等。當他找我合作時，我覺得雖然我是華人，但無法太快進入這樣的題材，因此提議先做紀錄片，把田野研究搞清楚。後來我跟客家電視台提出這個想法、得到支持，就再回到印度繼續這個工作。這個片子在初剪後，我有帶回去給印度受訪者看，在印度的華人社群反應相當好，因為在好幾代印度華人的百年歷史中，過去從來沒有人由口述歷史開始整理，沒有人從第一代開始，一直做到第四、五代的發展，包括1962年敏感的排華片段，其實有很多年輕人不知道。我們是結合了中國和印度整個時代的進程，讓他們在這樣的背景下，用故事來說歷史。這部紀錄片在印度很多地方放映過，包括印度的大學，例如泰戈爾大學等，在印度反應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