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07/16 (三)16:50
地點:華山光點2
出席:《一個女藝術家之死》導演黃明川、《零下四十度的想念》導演陳冠宇、企劃黃鴻儒
主持人:鍾佩樺
紀錄:鍾季恩 / 攝影:陳若薇

放映完畢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兩部片的導演及製作夥伴都有到場參與映後座談,《一個女藝術家之死》裡許淑真藝術家的媽媽和丈夫也一起來到場內,在兩部影片都十分催淚的氛圍之下,溫馨地開始了這次的對談。

Q:一開始想要先請問兩位導演,當初是怎麼樣有這個契機來拍攝這個主題的影片?
導演黃明川:在座有一位高雄市立美術館謝館長,《一個女藝術家之死》這個片子的產生跟她有關,高雄市立美術館2012年的時候,高雄想要大量記錄地方上重要的藝術家,雖然許淑真的年紀不到當時界定的五十歲,但是由於罹患病症,也是重要的創作家,第一次發動做了一個短片,淑真病好了後來又發病,因為我上一次紀錄她,後來她又來找我幫她記錄,希望我幫他整理。她自己本身也作了很多紀錄,各位可以看到影片中有相當多的影片是她本人拍攝的,在影片中聽到她的聲音,卻看不到她,但是常常在鏡頭前後都能夠聽到她的聲音。

導演陳冠宇:我在想說這個影片可以入圍,可能是長度太短了,體恤評審看片的辛苦(全場笑),那關於這部片為什麼拍,請企畫來回答好了。

企劃黃鴻儒:其實是公共電視跟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一起合作的案子,現在社會有很多新台灣之子,想要有一個節目,讓小孩跟著媽媽回到故鄉,原始企畫是這樣,這樣有好幾個系列,那我們負責的是內蒙古這條旅遊線(觀眾笑)。主要企劃的緣由是這樣,透過這些孩子到母親的故鄉,讓同年紀的孩子,不同國家的,其實有很多,這些問題一直有,小孩子可能不想承認媽媽是哪裡來的,透過這樣更了解媽媽的故鄉及人生故事。

Q:這兩部片都非常巧合地在一起播放,不約而同談論生死,在時間或是地理上面有比較大篇幅的處理。針對明川導演,您拍得很多關於詩人、文學家,到這次拍攝藝術家一路以來,處裡很多不同的題材,那在整理題材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困難的部分,在題材、主題或是本人的特殊性的部分。
導演黃明川:我本人不太習慣拍攝很短時間紀錄的影片,我上一部拍了另一位拍了十八年,賴純純拍了十六年,我喜歡看到時間的厚度,如果還沒有抵達自己覺得可以擊敗自己的,我就會繼續去做。

這個片子一開始,我有兩度去拍攝過,是一直到第二次,許淑真她給我看她拍得很多影片檔案,我才知道說,她已經儲備了很多能夠嚇到我的分量,我也願意接受。她的獨特性也不是一般喜歡影像的女藝術家,她完全不自戀,她知道她自己要什麼,她記錄也不是完全為了藝術,讓我非常驚艷。她在追逐一群女性,她沒有把藝術品放在她的內心,意味著她不是為了藝術去追逐,而是為了能夠體驗,去理解去面對,當著他人的面前去感動,這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Q:明川導演在處理後面跟許淑珍的對話互動,到您完成的這個過程花了多久,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或是有特別的經驗跟我們分享。
導演黃明川:藝術家委託你幫她拍片子,希望她能夠在歷史定位,我剪到地28分鐘的時候他已經走了,所以她沒辦法看到這些片段。這是一個拔河,你的功能在哪裡,如果一個藝術家提出一個請託,你是要去拉拔定高位呢,還是你想做一個經由她傳達出很豐富意義的故事,這兩個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Q:片中小孩小似乎不太怕攝影機,是有磨過嗎?
導演陳冠宇:因為是紀錄片形式,所以也沒有磨的時間,完全就是用非常自然的方式,攝影機放著就拍了,也沒有喊什麼「五、四、三」就開始拍,旅程因為很遠,所以一開始的想法就是讓在台灣的小桐,體驗媽媽小時候成長環境的生活,畢竟她從小在台灣長大,可能對那邊的環境不太了解,可以去那邊稍稍體驗媽媽的生活,

那我們放了很多搭飛機、坐火車,經過很多轉車的過程,也是想表達距離很遠,思念的感情。中間插曲是在搭火車的時候,我被掉在哈爾濱,畫面都是透過企劃跟攝影師去完成的,最後雖然還是有趕上去,但是晚了好幾個小時。

我現在還是沒辦法形容零下四十度是什麼感覺,我們的畫面很多手持,其實我們有帶一隻腳架,但是放到戶外十分鐘,就維持那個樣子不能動了(沒辦法伸縮),拍攝過程有很多狀況,非常多。

Q:兩位導演在拍攝紀錄片時,由於拍攝過程時間非常長,拍得當下有預想剪輯成多長的影片嗎?還是沒有考量片長的問題,利用剪接時的心靈感受去剪接它。也想問問導演陳冠宇,片尾,小桐媽媽決定多留一個月,那你們怎麼處理?
導演陳冠宇:我們行程已經訂了,所以沒有辦法拍攝到最後。

導演黃明川:到底怎麼決定哪時候拍完,哪時候剪接,我想每一個導演都不同。有些導演都不剪,放給別人剪,像我自己會參與剪接,經過自己實際的手作,你相當清楚你浩瀚的資料裡有什麼,在剪接的時候才會巧遇巧妙的組合關係,自己有預想的剪法,但還是會有意外,意想不到的驚喜。我自己剪接通常會花一年,才能夠作的完,長度2005年以後都設定至少一個小時以上,大概是七十到八十分鐘之間。

Q:是覺得這樣的長度才能表現生命嗎?
導演黃明川:我總覺得九十分鐘太長,如果影片說不下去還繼續說,我眼睛就會移開,所以我自己也是朝這個標準去走。

導演陳冠宇:其實剛剛說體恤評審是錯的,我們這個影片本來就希望小朋友可以觀賞,一個小時坐在那邊可能對小朋友來說有點痛苦,希望是可以從八歲到八十八歲都可以觀賞,三十幾分鐘可能是最適當的。拍完之後就開始後製,也是自己剪,剪到九十分鐘,很多鏡頭猶豫到底要不要剪掉,很多鏡頭都思考好幾次,到底要還是不要,最後無法決定,就給企劃去思考。

企劃黃鴻儒:我覺得的確有個夥伴討論是好的,其實在哈爾濱有多待一天,原本的版本旅程會很飽滿,拍了很多什麼都有,回來之後覺得,回到情感的那條線,跟這個有關的保留,其他比較不相關的拿掉,鎖定這個年齡層的小孩,媽媽雖然也講了很多她的心聲,但是還是希望focus在小孩的部分。

  

【影迷Q&A時間】

Q:影片裡有很多許淑珍作品的展示,那在拍攝過程中知道她即將邁向死亡,怎麼呈現她即將邁向死亡的過程?
導演黃明川:一開始在醫院和她談論病情,都已經確認狀況,那這個死不是拍一個人倒在地上才叫死,而是談死亡這件事,是有漸層的,你可以感受到她的臉不斷發黑,每天都只有半個鐘頭可以接受訪問,十一點到十二點之間,即便你看起來她滿正常快樂的,整天只有這個時間是快樂的,其他都是悲傷的。

不過這個經驗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一個女藝術家在臨終前,有六次跟你交心的過程,當然不方便全談,我說出百分之六十的事情我覺得就過關了,這次在我的拍攝經驗裡也不曾有過的,自己也學到很多,其實也不是一個女性研究,碰觸的太多,這個影片可以談論的事情其實相當地大,也是台灣的問題。一路在剪接的時候,我跟淑真一路用簡訊往返討論,她有很強烈的反對意見,在二十八分鐘之後簡訊就沒有再回來了,因為她走了。某一方面來說在這之後我自由了,海闊天空,但是也沒有人可以再談。我跟一個藝術家相處,到底學到了什麼,我自己也跟其他藝術家討論過,那這個經驗是非常特別的。

Q:為什麼片名的性別要特別標示出來?因為在歐洲,這樣標示是有負面的含意(問題由挪威人提出)
導演黃明川:我想過很多種,如果是《一個藝術家之死》聽起來也是一個很平凡的片子,等於一個人有一個職業,對不起我不是挪威人,但是我想過很多種,最後作了這個決定也跟工作夥伴討論了很久,其實這個不是淑真的題目,淑真自己訂的題目出現在影片的前面,是地景身體(Landscape through body),有承諾她要的承諾一定會出來。我這個題目是他的工作夥伴跟我的工作夥伴一起商量成形,因為沒有人知道她那個題目要講什麼,回答你的話,第二個題目是第一個題目的細端,容易懂,知道影片要說什麼,一目瞭然,絕對沒有提到一個職業加一個性別到底意味什麼 在台灣還沒有特別要意謂什麼,可能在歐洲有這樣的解讀,目前這個名字還沒有遇到什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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