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07/16 （三）16:50
地點：華山光點2廳
出席：《一個女藝術家之死》導演黃明川、《零下四十度的想念》導演陳冠宇、企劃黃鴻儒
主持人：鍾佩樺
紀錄：鍾季恩 / 攝影：陳若薇
放映完畢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兩部片的導演及製作夥伴都有到場參與映後座談，《一個女藝術家之死》裡許淑真藝術家的媽媽和丈夫也一起來到場內，在兩部影片都十分催淚的氛圍之下，溫馨地開始了這次的對談。
Q：一開始想要先請問兩位導演，當初是怎麼樣有這個契機來拍攝這個主題的影片？
導演黃明川：在座有一位高雄市立美術館謝館長，《一個女藝術家之死》這個片子的產生跟她有關，高雄市立美術館2012年的時候，高雄想要大量記錄地方上重要的藝術家，雖然許淑真的年紀不到當時界定的五十歲，但是由於罹患病症，也是重要的創作家，第一次發動做了一個短片，淑真病好了後來又發病，因為我上一次紀錄她，後來她又來找我幫她記錄，希望我幫他整理。她自己本身也作了很多紀錄，各位可以看到影片中有相當多的影片是她本人拍攝的，在影片中聽到她的聲音，卻看不到她，但是常常在鏡頭前後都能夠聽到她的聲音。
導演陳冠宇：我在想說這個影片可以入圍，可能是長度太短了，體恤評審看片的辛苦（全場笑），那關於這部片為什麼拍，請企畫來回答好了。
企劃黃鴻儒：其實是公共電視跟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一起合作的案子，現在社會有很多新台灣之子，想要有一個節目，讓小孩跟著媽媽回到故鄉，原始企畫是這樣，這樣有好幾個系列，那我們負責的是內蒙古這條旅遊線（觀眾笑）。主要企劃的緣由是這樣，透過這些孩子到母親的故鄉，讓同年紀的孩子，不同國家的，其實有很多，這些問題一直有，小孩子可能不想承認媽媽是哪裡來的，透過這樣更了解媽媽的故鄉及人生故事。
Q：這兩部片都非常巧合地在一起播放，不約而同談論生死，在時間或是地理上面有比較大篇幅的處理。針對明川導演，您拍得很多關於詩人、文學家，到這次拍攝藝術家一路以來，處裡很多不同的題材，那在整理題材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困難的部分，在題材、主題或是本人的特殊性的部分。
導演黃明川：我本人不太習慣拍攝很短時間紀錄的影片，我上一部拍了另一位拍了十八年，賴純純拍了十六年，我喜歡看到時間的厚度，如果還沒有抵達自己覺得可以擊敗自己的，我就會繼續去做。
這個片子一開始，我有兩度去拍攝過，是一直到第二次，許淑真她給我看她拍得很多影片檔案，我才知道說，她已經儲備了很多能夠嚇到我的分量，我也願意接受。她的獨特性也不是一般喜歡影像的女藝術家，她完全不自戀，她知道她自己要什麼，她記錄也不是完全為了藝術，讓我非常驚艷。她在追逐一群女性，她沒有把藝術品放在她的內心，意味著她不是為了藝術去追逐，而是為了能夠體驗，去理解去面對，當著他人的面前去感動，這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Q：明川導演在處理後面跟許淑珍的對話互動，到您完成的這個過程花了多久，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或是有特別的經驗跟我們分享。
導演黃明川：藝術家委託你幫她拍片子，希望她能夠在歷史定位，我剪到地28分鐘的時候他已經走了，所以她沒辦法看到這些片段。這是一個拔河，你的功能在哪裡，如果一個藝術家提出一個請託，你是要去拉拔定高位呢，還是你想做一個經由她傳達出很豐富意義的故事，這兩個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Q：片中小孩小桐似乎不太怕攝影機，是有磨過嗎？
導演陳冠宇：因為是紀錄片形式，所以也沒有磨的時間，完全就是用非常自然的方式，攝影機放著就拍了，也沒有喊什麼「五、四、三」就開始拍，旅程因為很遠，所以一開始的想法就是讓在台灣的小桐，體驗媽媽小時候成長環境的生活，畢竟她從小在台灣長大，可能對那邊的環境不太了解，可以去那邊稍稍體驗媽媽的生活，
那我們放了很多搭飛機、坐火車，經過很多轉車的過程，也是想表達距離很遠，思念的感情。中間插曲是在搭火車的時候，我被掉在哈爾濱，畫面都是透過企劃跟攝影師去完成的，最後雖然還是有趕上去，但是晚了好幾個小時。
我現在還是沒辦法形容零下四十度是什麼感覺，我們的畫面很多手持，其實我們有帶一隻腳架，但是放到戶外十分鐘，就維持那個樣子不能動了（沒辦法伸縮），拍攝過程有很多狀況，非常多。
Q：兩位導演在拍攝紀錄片時，由於拍攝過程時間非常長，拍得當下有預想剪輯成多長的影片嗎？還是沒有考量片長的問題，利用剪接時的心靈感受去剪接它。也想問問導演陳冠宇，片尾，小桐媽媽決定多留一個月，那你們怎麼處理？
導演陳冠宇：我們行程已經訂了，所以沒有辦法拍攝到最後。
導演黃明川：到底怎麼決定哪時候拍完，哪時候剪接，我想每一個導演都不同。有些導演都不剪，放給別人剪，像我自己會參與剪接，經過自己實際的手作，你相當清楚你浩瀚的資料裡有什麼，在剪接的時候才會巧遇巧妙的組合關係，自己有預想的剪法，但還是會有意外，意想不到的驚喜。我自己剪接通常會花一年，才能夠作的完，長度2005年以後都設定至少一個小時以上，大概是七十到八十分鐘之間。
Q：是覺得這樣的長度才能表現生命嗎？
導演黃明川：我總覺得九十分鐘太長，如果影片說不下去還繼續說，我眼睛就會移開，所以我自己也是朝這個標準去走。
導演陳冠宇：其實剛剛說體恤評審是錯的，我們這個影片本來就希望小朋友可以觀賞，一個小時坐在那邊可能對小朋友來說有點痛苦，希望是可以從八歲到八十八歲都可以觀賞，三十幾分鐘可能是最適當的。拍完之後就開始後製，也是自己剪，剪到九十分鐘，很多鏡頭猶豫到底要不要剪掉，很多鏡頭都思考好幾次，到底要還是不要，最後無法決定，就給企劃去思考。
企劃黃鴻儒：我覺得的確有個夥伴討論是好的，其實在哈爾濱有多待一天，原本的版本旅程會很飽滿，拍了很多什麼都有，回來之後覺得，回到情感的那條線，跟這個有關的保留，其他比較不相關的拿掉，鎖定這個年齡層的小孩，媽媽雖然也講了很多她的心聲，但是還是希望focus在小孩的部分。
【影迷Q&A時間】
Q：影片裡有很多許淑珍作品的展示，那在拍攝過程中知道她即將邁向死亡，怎麼呈現她即將邁向死亡的過程？
導演黃明川：一開始在醫院和她談論病情，都已經確認狀況，那這個死不是拍一個人倒在地上才叫死，而是談死亡這件事，是有漸層的，你可以感受到她的臉不斷發黑，每天都只有半個鐘頭可以接受訪問，十一點到十二點之間，即便你看起來她滿正常快樂的，整天只有這個時間是快樂的，其他都是悲傷的。
不過這個經驗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一個女藝術家在臨終前，有六次跟你交心的過程，當然不方便全談，我說出百分之六十的事情我覺得就過關了，這次在我的拍攝經驗裡也不曾有過的，自己也學到很多，其實也不是一個女性研究，碰觸的太多，這個影片可以談論的事情其實相當地大，也是台灣的問題。一路在剪接的時候，我跟淑真一路用簡訊往返討論，她有很強烈的反對意見，在二十八分鐘之後簡訊就沒有再回來了，因為她走了。某一方面來說在這之後我自由了，海闊天空，但是也沒有人可以再談。我跟一個藝術家相處，到底學到了什麼，我自己也跟其他藝術家討論過，那這個經驗是非常特別的。
Q：為什麼片名的性別要特別標示出來？因為在歐洲，這樣標示是有負面的含意（問題由挪威人提出）
導演黃明川：我想過很多種，如果是《一個藝術家之死》聽起來也是一個很平凡的片子，等於一個人有一個職業，對不起我不是挪威人，但是我想過很多種，最後作了這個決定也跟工作夥伴討論了很久，其實這個不是淑真的題目，淑真自己訂的題目出現在影片的前面，是地景身體（Landscape through body），有承諾她要的承諾一定會出來。我這個題目是他的工作夥伴跟我的工作夥伴一起商量成形，因為沒有人知道她那個題目要講什麼，回答你的話，第二個題目是第一個題目的細端，容易懂，知道影片要說什麼，一目瞭然，絕對沒有提到一個職業加一個性別到底意味什麼 在台灣還沒有特別要意謂什麼，可能在歐洲有這樣的解讀，目前這個名字還沒有遇到什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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